这也是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几经折腾后，到2003年终于有了对大庆联谊、银广夏等上市公司的民事诉讼判决。或许，这些平均处罚金额会因为一两笔大罚款而变得很高，因此不一定反映整体趋势。
如果张三只知道这两家公司中有一家是好的，另一家是坏的，但由于对虚假陈述、财务造假的处罚无力，而媒体又不能去追踪报道，在A和B公司都说自己公司前景美好并且都声称始终把股东利益放在首位的时候，张三就无法分辨哪家在说真话，哪家在撒谎，于是无法对它们有准确的判断。说到底，这两方面的制度架构充分与否决定了一国股市最终会成为劣币驱赶良币还是良币驱赶劣币的交易市场。由于每只股票只有涨或跌两种可能性，同一时期内上涨股票的比率和下跌股票的比率相加应该等于100%，所以我们每周取其中较大的比率值。上市公司的行业越集中，其同向涨跌率应该越高。其次，自1999年7月1日《证券法》生效之后，监管部门在努力加大监管力度，法院也在尝试着受理股东证券诉讼，增加证券违规、违法的成本，但自1999年到现在，中国股价同向涨跌率不仅没降，反而从87%上升到2005年的91.4%，说明市场质量在下降，上市公司的好坏更加无法分辨。
法院系统也根据这些立法做了相应准备，地方法院逐步受理、审理证券类刑事与民事诉讼。这样的话，股市投资者多少能更好地区分不同上市公司的好坏。我们要把现在这个修改进一步的分析清楚，在这个问题上究竟为什么不合理？我们对他的批判可能有些不到位，或者有些误解。
我谈的都是思辨层面的想法，谢谢。我们讲公共性，到底政府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权力体现公共性？而不一定是体现公有制？有一些土地的确可以直接国有，如荒山、河道、滩涂，因为这些土地私人不愿意用，尤其在未来经济价值不确定的情况下，私人不愿拥有是因为交不起保护费，这就体现公共性在这里有了空间，我们要修改法律的话，不能否定国有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大量不可以退出的限制，农村过去有公有制，就是庙产和祖产，你搬家了，这个庙产能不能给我？作为公民，中国资产给我分一份，都不可以？我们要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样的事，我们就给政府权力，不需要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就不要公有制，比如农民有一块地，我就种庄稼，少数服从多数就可以不要。我们要有一个更清晰的思路，我们承认政府在土地方面有权力做事情，但是你行使权力的依据是什么。
本来讲公有制是两个，一个是共同共有，一个按份共有，我们往往把按份共有看成是私有，是不完全的理解，因为共有本身也是个合作，共同共有的也是个合作。如果基本的要素不变化，小修小补起到的作用很有限，搞不好会让老百姓对咱们进一步的失望。
这个法律先是试行，后来也做了修改，虽然修改了十年法律没有出来，但是两办和民政部出台了一系列的补充这个政策的规定，作用基本不大，除非市委书记、县委书记认真抓。比如说供给上边际成本零，需求上有排他性，以此来解决私人物品的公共性，更通俗的讲，可以使用少数服从多数的领域是公共领域，否则这个就是私用领域。我们修改法律，能不能在规划权上做一些文章，我们不民主，所以我们提出的规划容易拍脑门子，所以对产权也没有信心，在不民主的情况下，我们的规划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我们的理论告诉人们，要把公共性充分的实现，我们要指出现在的政府官员有一些基本的误区，应该对新的所有权有所认识和理解。
再一个权利，是保证基本公正的权利，不妨把内涵放大一点，对房地产的价值有没有调控？我认为可以调控，因为房地产的价格涉及到基本公正，有些人连小房子都买不起，还有环境的问题。耕地是私有的，城市土地也可以私有化，现在好多问题出在规划权上，规划权不起作用，有个说法，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敢放开产权？据说是有些人考虑什么问题呢？我规划权很弱，所以我不敢放开产权，这是一个利益，但不仅仅是利益问题，是一种担忧，因为我对我的规划权没有信心，从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始，有关部门就开始违反了，所以对规划权的有效性、规划权的法制化没有信心，导致了不敢做。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会，感到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搞了几十年的学问，最后回归到老百姓的表达去了。毛泽东讲枪杆子里出政权，公共权力试图控制一切，把私人领域压得非常小，1982年的宪法修改，此前这个情况不重要，不是说82年就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是觉得这个不重要，如果觉得82年修改有必要，那么82年起变坏了，革命就是拿枪杆子的军人想控制一切，所以我们的公共领域延伸得太多，延伸得非常的无所顾忌，就是把几个方面的考虑全丢掉了。
在土地方面，每一块土地都有私人性和公共性，农业耕地也有公共性，就是政府有规划，不论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都有公共性和私人性。我们老是有非此即彼的思维，好像私人做决策，就可以把事情决定了，私人的价值就可以体现了。
我们现行的法律，既丢了公正，又丢失了效率，意识形态也不讲，这个挺要命，那讲什么呢？蔡继明：就是秦晖说的讲利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有私人物品、公共物品，所以我们需要合作才能有政府，政府对事情的干预的范围仅仅限于在公共领域进行干预，离开公共领域不要干预。
咱们官方制定一个所有权的结构，到底是什么，荒唐的话，到底怎么荒唐？我们要修改，我们的依据又是什么？我扼要地把我的意思讲一下。土地的问题不是非此即彼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假如说耕地是资源性的东西，所以就要公用制，这个解释讲不通。关于规划，我们承认私有。] 进入 党国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房地产业 。回到现实当中，就是逻辑，不说利益集团了，我对规划没有信心，所以我对产权改革没有信心，所以我暂时不改，你不改革算了，你能不能学一下英国的做法，土地是国王，全体农民忘记土地是国王的，土地是集体的，全体农民忘记土地是集体的，土地是国家的，全体农民忘记土地是国家的。同一件事中有公共的和私人的东西，比如美国土地私有，其中有没有公共性的问题呢？它是有的
2001年3月11日，刘永好的新希望农业股份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为更多中国人分享其未来成果打开了大门。但是，在美国几乎从来没有因为收入不均而引发的革命。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各村和各镇基本上是相互分隔的局部市场，人工运货的距离可长达二三十公里，但更远则体力上难以支撑。说到这里，我们不妨要问：如果不是机械化的生产技术、不是汽车等运输工具、不是电话等通讯手段，那么这种规模性生产与销售怎么可能？难以想象在晚清的通讯与交通环境下，一个公司能协调管理遍及各地的100多家饲料加工厂，更不用说协调管理好其更大的销售网。
第二，美国多数人属于中产阶级（我们注意到，基尼指数只反映收入分布图的两端的情况，并不能反映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因此，没有必要靠金融创新、靠大众证券市场来调节收入的不平等，股权证券化的必要性不大。
2000年底，刘永好等股东创办的中国民生银行也挂牌上市。那么，我们如何通过相应的金融创新来缓和贫富悬殊日渐加剧的压力呢？证券市场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理想中的作用又是什么呢？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看看美国。那时，铁路才刚刚起步，没有汽车和拖拉机，没有电话，甚至也没有电报，机械化生产也谈不上普及。延续前文的思路，我们进一步发现证券市场的发展、金融创新的开拓实际上对消费者、对老百姓同等重要。
这或许能解释为何虽然美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远比日本与德国严重，但美国并没因此比日本、德国出现更多的社会动荡。跟中国相比，虽然意大利的股市起步很早，但其发展程度跟中国股市差不多，公司治理问题也非常严重。
而当一家出现天灾人祸时，其他成员也会尽量向其提供救济。对于任何社会，多数人有从事小本生意的致富机会而且这种致富机会人人平等，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培育并维持一个足够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必要条件。
在越来越多的希望集团、华联超市、国美电器出现并垄断各个行业的时候，普通人从事小本生意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社会中的收入分布只会越来越两极化。今天中国的销售行业也有不少成功的规模化故事。
当然，那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像刘永好的希望集团那样大规模的饲料企业，任何规模化的饲料生产、运输与销售都不可能。结果，收入差距难免越来越大。发达的股市把众多公司的股权变为人人都可持有的东西。虽然美国经济主要受制于大企业，但股市和基金市场的发展使中等收入家庭能通过股票投资成为实际的有产者。
当然，张三们和李四们可以挖掘别的创业机会，也可选择做希望集团、联想集团或者其他公司的职员：只要希望集团的收入增长，张三和李四的工薪也能增长。一般而言，一国的证券市场发展会直接决定其老百姓参与股权投资的程度。
1988年刘氏兄弟开始转向猪饲料市场，推出希望牌1号产品，到1990年3月，其月产量达4 500吨，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饲料厂。制烟机使制烟成本大降、产量大升，一夜间扭转了美国香烟供不应求的局面，仅一家公司就使生产容量大大过剩。
像19世纪的摩根（J. P. Morgan）和当代的电脑巨富戴尔、盖茨、英特尔的创始人以及惠普创始人等亿万富豪们，他们都是一般家庭出身，这些传奇式创业致富的故事让每个人都觉得：如果我足够勤奋，或许我自己或者我的后代也能像他们那么成功。这些技术变革或者说现代化因素使商业垄断的形成变得更为可行，也必然带来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